上海加快建设国际争议解决中心专家建议:加强争端解决生态系统建设
时间:2019-05-10

上海这颗“东方明珠”,能否在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建设和国内仲裁制度改革中熠熠生辉,成为继3月28日全国仲裁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之后,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今年年初,上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首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仲裁管理机制提高仲裁公信力加快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仲裁工作改革发展,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

如何将国家发展上海仲裁的战略目标落到实处,如何克服现有仲裁法律和管理体制的桎梏,如何面对来自伦敦、巴黎、新加坡等公认的国际仲裁中心的激烈竞争,都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是近日“第五届社科仲裁圆桌会议——仲裁与上海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建设”的核心议题。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上海政法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法研究所联合主办。

                                      体现开放和包容

“一个地区的仲裁事业要做大做强,与其本身所处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相称,思维方式是关键。”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法研究所所长、深圳国际仲裁院理事长沈四宝说。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刘晓红认为,上海的相关部门就仲裁制度改革开始制定一系列的文件,体现了上海的开放与包容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莫纪宏指出,仲裁法的修订被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以及中央层面出台的重要政策文件,都说明了新一轮仲裁制度改革已拉开大幕。上海将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要像自贸区改革一样,再次扮演“排头兵”的角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室主任刘敬东强调,仲裁是争议解决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是营商环境的一部分。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国华说,随着各种政策的出台,仲裁制度的改革问题已经引起上海各相关机构和高校的高度关注。

                                       为仲裁机构松绑

会上的一个广泛共识是确立仲裁机构的非营利性质。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屹认为,在政府总体定位的情况下,应当对各地仲裁机构的具体性质把握上进行差异化对待。

上海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镇,2018年全市GDP达到约3.27万亿元,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达到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上海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76万亿元,其中地方级收入7108.1亿元。上海以不到全国千分之一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全国近1/10的财政总收入。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上海的权重占55%,北京占45%。 

对上海仲裁机构的职能与功能定位,要更多考虑其服务于本地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大局。上海仲裁委行政部部长沈宏豪说,这些年来,本地仲裁机构处理的涉及自贸区与“一带一路”案件增长快速,要将上海打造成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应当通过仲裁法的修改打开国际化之门,本地机构并不惧怕竞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攀峰提出,仲裁体制改革应当贯穿一个核心点,就是弱化仲裁机构的法律功能,加强仲裁地在仲裁法律制度供给中的核心作用。

                                   从用户需求出发

仲裁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服务,已被明确纳入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总法律顾问、中国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会会长郭俊秀认为,既然是一种服务,在设计和建设仲裁制度时一定要从用户的需求出发。

宝钢股份法务部长徐磊说,是否选择仲裁是企业合同谈判的结果,用户的需求和合同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法律的适用和仲裁地的选择。

在实践中,企业之间就争端解决条款的谈判,包括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就国际合同的商谈,总处在拉锯和博弈之中,最后要有一个双方都认为可接受的安排,国内仲裁并不天然占据优势。

上海振华重工法律事务部总经理袁蕴玉认为,如果把仲裁定位为一个服务和一个产品,现在将这种服务的供给上升为国家战略,需要各方的参与和分工,国有企业作为使用者应该发挥好作用。

                                 需立法司法保障

要提升上海在国际争端解决中的竞争力,不仅是仲裁机构的职责所在,也需要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支持。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国建提出,要打造上海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可能需要在上海自贸区的新片区出台一些特别的法律规定,使一些全国性法律可暂停适用。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张继红也说,未来在上海,类似自由贸易港范围内的法制建设和争端解决机制建设,都需要采取特别立法,沿用上海自贸区发展时期的全国人大授权模式或许障碍重重。

协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振安建议,仲裁法的修改应该有两套机制:一是对先行仲裁法作相应修改,同时还应有专门规制涉外仲裁或者国际仲裁的法律。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王丽华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标志着一个有机衔接诉讼、调解、仲裁的纠纷解决平台的构建。

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董箫认为,“一站式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就是让当事人能够在一个平台上终局性地解决商事争议。中国的仲裁机构可以通过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调解与仲裁衔接的争议解决示范条款,赋予仲裁庭对保全措施的裁决权,更好地为当事人提供服务。

尽管在最高人民法院层面已经作出了支持仲裁的诸多努力,但地方法院的实践还不尽如人意。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上海分会秘书长焦亚尼认为,地方法院对仲裁的支持尚有待提高,特别是在仲裁保全与裁决执行方面。

                                重视软实力建设

上海电气集团首席法务官童丽萍呼吁,要打造上海成为亚太仲裁中心,应注重政策落地的细化措施,特别要关注有利于国际化法律人才培养和凝聚的市场环境的营造,以及配套机制的设计和落实,并高度重视软实力建设。

优化上海的国际仲裁环境,不能只停留在政府宣传与机构推介层面,也需要切实在出入境管理、税收减免等诸多方面予以改善,以吸引优秀的国际仲裁员,并发挥上海本地的涉外法律服务资源。据悉,2018年,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在全国共有约230家,其中上海约有122家,占比约53%。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许庆坤指出,归根结底,上海打造国际争议解决中心,是一个争端解决生态系统的建设问题。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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